我自豪地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文学巨匠——冰心。 她是中国近代历史名人之一,人称“文坛祖母”。如图所示,这是她的一张照片,非常有气质。 她的中文名字是谢婉莹,而英文名字是Xie Wanying(冰心)。当然,她的笔名也是冰心啦,还有一个日文名氷心(应该是转换成日本字母的发音)。 她来自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横岭村,是一位汉族人。冰心的出生日期在1900年10月5日,当时是庚子年。而她逝世的日期则是1999年2月28日,时值己巳年。这些是冰心的基本信息,相信大家会喜欢这位古往今来的文学巨匠。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冰心的人物简介。冰心于1900年10月5日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这个宅院后来被谢銮恩从林觉民家属手中购得。而次年5月,全家迁至上海。 冰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巨匠,她是一位诗人、作家、翻译家和儿童文学家。她就读于燕京大学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有所成。 冰心被誉为“世纪老人”和“文坛祖母”,她的文学作品广为人知,被读者们称为经典。 冰心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波折和挫折,但是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用她的作品感染和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冰心于1999年2月28日逝世,但是她的精神和作品将永存于世,激励着我们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不断前行。在我的童年中,曾经度过了充满幸福和多彩的8年时光。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烟台,我开始接触学习,进入家塾启蒙学习,已经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同时,我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包括英国著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11年(一说为1912 ),我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预科学习。1913年,我随着父亲迁居到北京,我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我父亲前来北京出任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1914年,我开始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 1918年,我进入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开始向往成为医生。但是后来,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转到了文学系学习。我还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此期间,我著有小说《斯人独憔悴》、诗集《繁星·春水》,以及短篇小说《超人》。 1919年8月,我的小说《流金岁月》首次发表在《晨报》上,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反响。从此,我开始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我的文学生涯中,1920年代是我最辉煌的时期。1920年底,我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之后,我又写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优秀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1921年,我参加了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随后,我进入燕京大学开始攻读英国文学,并在一个牧师家里接受了洗礼,成为了一名归主基督徒。毕业后,我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继续攻读英国文学,并专注于文学研究。出国留学前后,我还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同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1926年,我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回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那个时候,我已经被誉为中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之一,我的作品也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我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方面不断创新,后来还成为了一名资深的翻译家。我的文学生涯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我一直坚持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追求,写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担任教职。1929年,我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例如,我在英国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就文学和中国的问题进行了长谈。 在1929年至1933年期间,我写了《分》、《南归》、《冬儿姑娘》等作品,还翻译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1933年末,我写下了《我们太太的客厅》,内容被人怀疑影射林徽因,成为当时文坛的公案。 在抗战期间,我使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并在昆明、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文化创作和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1949年至1951年间,我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任教,讲授中国新文学史,并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 1951年,我从日本回到了中国,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家被抄,我也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劳动改造营。这段经历对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1977年,才得以平反昭雪并回到文学事业上来。这期间,我的许多著作被禁止发表,但我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批斗和关押,在1970年我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我和丈夫吴文藻才回到了北京。此时,我开始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合作翻译《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 随着中国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祖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创作。1980年6月,我先患脑血栓,后又骨折,但我仍坚持创作。在此期间,我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优秀作品。在散文方面,除《寄小读者》之外,我还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作品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使我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象。即使在年近九旬的高龄时,我仍然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优秀作品。 然而,1994年9月,我的心脏功能衰竭日益加重,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我最后的岁月度过在医院里,在1996年12月19日,我逝世于北京,享年92岁。我的逝去,给中国文学界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缅怀。我在北京医院住院,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最终,我的健康状况在1999年2月13日恶化,于同年2月28日晚上九点逝世,享年99岁。 在我的病危消息传开后,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以及其他作家代表都亲自到医院看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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