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变”是其特点。 有人形容为“前所未有的变革”、“三千多年来的重大变革”，可见“变革”在近代有多么强大。 从秦汉时期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在变化，但是变化得很慢。 与古代相比，现代的“变”，一是快，二是规模大，三是范围广。 古代比如唐朝，有所谓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然而，这只是一个王朝的更迭。 意在说明唐朝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盛极走向衰落。 它只反映了唐朝的变化。 时代在变，但社会结构和本质没有变。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才发生了全面、广泛、深刻的变化。 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变迁史。 这个变化是前进的，是从落后到进步的。 我们研究现代人物，首先要把握现代社会的变化特征。
1.因社会变迁而形成的不同性格层次
现代社会的变化，把现代人物分成了几个层次，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短短百余年的时间里有几个历史层次，说明时代动荡，人物代代变化较快，人物成熟也比较快。 许多人在两岁左右就成熟了。 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世事变迁多，岁月转瞬即逝。 现代人物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而发展出几个不同的层次。
现代性格的第一阶段变化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即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 这一级出现了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等人。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产品。 这个级别的人物从旧历史时代进入了现代。 他们更多地体现了旧时代的特征，但却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最早代表。 睁开眼睛看世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魏源的《海国图志》，从我们今天的科学角度来看，《海国图志》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绝对可以批评。 但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第一本书籍。 它是在中国人对外界非常无知、信息极其匮乏、缺乏世界地理知识的情况下写成的。 当时道光帝连香港在哪里都搞不清楚，魏源却讲起了世界地理，令人惊叹。
第二个层次是20世纪60年代到1980年代，前后大约三年。 这三年来，出现了两种人物：一种是洋务派，一种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这两类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与洋务派相比，顽固派是旧时代的人物。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它们仍然存在。 有的出现了分裂，有的大部分停滞不前，没有太大变化。 义和团运动后，顽固派遭受了严重打击。 义和团运动后，顽固的保守势力基本被消灭。 改良派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多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区别。 虽然存在差异，但它们是相关的。 不讲区别和联系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联系，很多问题就不清楚； 不谈差异是不符合实际的。 说李鸿章与郑观应、王陶没有什么不同，是错误的。 事实上，洋务派之间也有分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三个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至少左、李对于外来侵略的态度是不同的。 一些学者在衡量和评价他们时，有时只看到他们的身份，有时却看不到他们的身份。 事实上，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同一性。
第三个层次是1898-1898年甲午战争以后，主要体现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其代表人物。 变法改革，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很多，但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比较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康、梁的师徒后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梁总是被放在康的旁边，说他是保皇派、立宪派、投机政治家。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的很多问题上，梁都比康更先进，比如民国初年，保国抗元就是一个例子。 更不用说梁启超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贡献了。 康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康有为最大的贡献是推动了变法改革。 从1895年到1898年这四年可以说是康有为的时代。 他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刮起了一股大旋风。 顽固派视他为洪水猛兽，不可小视他。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坚持制定宪法救国。 他依然是时代的骄傲。
子，很有正义感和斗志，对时代影响很大。 进入民国后，他始终不忘恢复帝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他早年写过《人间正义》，讲民主、平等、自然科学知识，并说跪拜、磕头既不卫生，也不医学。 用这些话来反对封建主义，显然是进步的。 但五四运动后，他的言论发生了变化。 他谈到生活，说膝盖的作用就是磕头。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变化呢？ 抗日战争前，他从未出国，反对磕头。 1898年维新运动后，他流亡海外，足迹遍及11个国家。 但他回来却主张磕头。 为什么？ 民国改为元朝。 后来，他的立宪君主理想破灭，张勋复辟。 他是重要成员并积极参与策划。 事实就在那里。 梁启超曾痛斥他的倒行逆施。
第四个层次是2世纪初期，即1898年维新运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暴力人物。 代表人物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陈天华、邹容等人，其中还包括张秉林。 孙、黄是多个不同时期的领导人，这里不再具体列出。 陈天华的《警钟》、《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对反清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们的呐喊激励了许多年轻人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 张秉林不是狂飙型人物，但他在某个时期或事件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苏举报案。 所以，他也可以比喻为这样的人物。 狂飙角色对社会的影响最大。 蔡锷支持袁世凯，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个立宪主义者； 但他后来支持了孙中山，所以他也是一个革命者。 他不是一个暴力的人，而是一个沉稳务实的人。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蔡作为一个务实的人物和一个暴力的人物，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第五个层次是五四运动以后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的人物很多，以鲁迅、胡适、吴愈、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人物。 所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都可以算在其中。 这些人物的特点是崇尚主义，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些激进和理想主义。 他们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也是思想家、政治家和职业革命家。 胡适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讲主义，集中精力关注国家、现实社会、未来前景。 他过去曾因不贴近事实而受到批评。
现代人物的第六个层次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这一时期的人物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至于蒋介石算不算，当然算了。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势看，蒋介石为结束北洋军阀统治、促进国家统一、实现中国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他对全民族抗战的坚持尤其值得肯定。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人物，但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不能用党史代替民族历史，不能用党的立场和是非观点来评判非共产党的历史。 数字。 要规范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切历史人物的研究。 即使是共产党的历史人物，也必须从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现实地研究。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七层是从“十二九运动”到抗战时期。 这个时期的人物太多了。 从张学良、杨虎城，乃至抗战时期的杰出代表，既有国共两党的代表，也有不少民主党的代表。 它们是那个时代的丰碑，是民族的骄傲。 很难详细讨论它们，所以这里不做介绍。
2、现代人物研究方法
人物研究并不容易，其方法也很讲究。
首先，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人物属于什么级别，这个人物出现在哪个时期，代表什么。 我们应该赞扬那些暴力、脚踏实地的人物，我们也必须赞扬那些脚踏实地做事的人物。 如果想用狂棒型的人物去要求蔡锷，结果只能是蔡锷的拒绝，因为他不属于这一类人物。 像蔡锷这样务实、打硬仗的人在现代并不多。 因此，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 太平天国时期，类似《水浒传》中顾姐的人物只有洪旋娇、苏三娘、小九妹等，却绝对没有秋瑾这样的女英雄。 1898年维新运动前夕，有1300多人上书参加科举考试，秋瑾不可能出生，因为当时妇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舞台上只有女冠军和女才俊。 它们是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只有2世纪的中国才会产生秋瑾，后来才会产生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向警予、赵一曼等人物。 过去，谈论妇女解放的大多是男性。 中国女性开始从秋瑾中解放出来。 因此，秋瑾在近代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说起龚自珍，他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死于1841年。有人说他属于古代人物。 他写中国思想史、通史时，写的是古代。 他是古代的终结，也是现代的开始。 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陈绪鲁先生曾说过，他既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伟人，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伟人。
中国的思想家、诗人，也是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家、诗人。 他在近代的活动虽然短暂，但他的思想触角却一直延伸到近代。 其次，现代人物的研究要关注人物的政治表现。 过去我们讲阶级性，一味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 所谓阶级属性，就是指一个人的出身。 阶级出身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也不能选择。 现代人物中，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这样就不够客观。 现代人物思想的变化与近代历史进程的变化有关。 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堪称三个历史里程碑，三代人的三个里程碑。 这是一个社会快速新陈代谢的过程。 陈独秀在自传中说，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转变：从“康党”（支持1898年维新运动）到“革命党”（支持孙中山民主共和国），再到“革命党”。共产党”（共产党）。 这三种代谢过程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陈的三个“变化”就是时代变迁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不把握时代脉搏，不关注人物的政治表达，就不可能研究现代人物。 写陈独秀这样的人物至少要把握这些。
第三，现代人物的研究虽然应着眼于人物的政治表现，但在研究中仍应关注人物的社会性质。 所谓社会性就是阶级性。 “文革”前，以标签化的方式研究人物、一味强调阶级分析是错误的。 然而，现代人物的研究仍然离不开社会性，即人物的阶级性。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两个“半”社会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半殖民地就是殖民资本主义。 五四运动之前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是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封建性和买办性密不可分的。 买办资产阶级在近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既有国外的资本主义，也有国内的封建主义。 这种联系是矛盾的。 这两部分具有相同的身份，都是资产阶级，他们都给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 过去对买办阶级的研究过分强调其消极面和破坏性，而忽视了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积极作用。 买办资产阶级在引进外国生产技术、促进中外贸易、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买办资产阶级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必须针对具体性质具体分析。 叶成忠、严信侯、陈友等早期买办人物就是通过与14家洋行打交道发家致富的。 他们在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同时，也竭尽全力推动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四，研究现代人物时，必须关注人物的转变，这也是研究人物社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写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活动，要具有社会性。 抓住这一点来分析它们，但不要以千篇一律的方式给它们贴上标签。 例如，翁同和是通、光两代的老师，在任户部尚书时就与洋务有关系。 他被任命为军机部长，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关。 只有写出这些经历，才能写出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为爱国奋斗、倡导改革改革的转折点。 不写张謇出使朝鲜的经历，又知道他在朝鲜亲眼目睹了日本对朝鲜的疯狂侵略，就无法解释他为何会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交战。从事工业和救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