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同，作为一位深受京剧文化影响的学者与票友，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已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记得他上中学时，便是一名小票友，曾有幸演出《贺后骂殿》中的经典段落“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台下的掌声如潮汹涌，令他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热情并未减弱，而是更加坚定。在大学时代，他常常用冷烧饼钱去观赏程先生的表演，即便学校散戏后大门紧闭，也不介意翻墙而入。1942年，他从哈佛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回到天津，就准备结婚，但当他得知程先生将在上海进行演出时，毅然放弃了去杭州蜜月之旅，与新娘子一起频繁地前往戏院中欣赏程派艺术。
程先生对于与大学生交往颇为倾心，对于郑大同也给予了特别关照。当时，一位朋友将郑拍摄的程先生剧照转交给了他，并听闻这位学生为了观看他的戏而放弃蜜月旅行的事迹，程先生被深深感动。他安排和郑见面，从此两人成为至交，每次相聚都能聊到凌晨，为彼此提供宝贵建议，使郑的大师级唱法不断进步。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进入国内市场，价格昂贵之际，郑老师努力筹集资金购买了一台，用以收录程先生精彩绝伦的实况演出。1946年的9月份，在抗战胜利喜讯传来之际，程先生连续在上海进行36场独家本戏表演。郑老师全数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声音，这些资料成为了保存和研究京剧宝库不可多得的人文财富。
1963年的8月，在江苏省青年京剧团上海巡回展出的盛况下，由于黄赤波公安局长介绍认识钟荣，这位青年才俊短短四个月内便学会了五部古典名段：《梅妃》、《文姬归汉》、《祝英台抗婚》、《贺后骂殿》以及《三击掌》，其勤奋刻苦令人钦佩。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优秀艺人，如新艳秋、赵荣琛、王吟秋、唐在炘等，每次来到上海，都会亲切拜访这位尊敬的大师。
1953年，当节目结束后的26场《祝英台抗婚》的表演告一段落之后，无论是在唱腔还是身段上的细微变化都值得赞叹。这也是对艺术追求极致的一种体现——即使是相同的一部作品，每一次呈现都是新的挑战，不断提高，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情感需求。而对于那些改变最明显的地方，如1929年的老唱片与1946年及1953年版《金锁记》的二黄散板歌词差异，更是展示了一种艺术品质上的超越性和丰富性，不仅没有所谓正宗或非正宗的问题，更反映出了一个艺术形式如何不断前行向前发展。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历史变迁让一些美好的东西遭遇沉浮，但通过人们共同努力，它们依然能够延续下去。20世纪60年代初，当李玉茹老师因舞台上扮演梅妃而受到批评甚至迫害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复古文化不合理地被打压的一个缩影。而十几年后的80年代初，当李玉茹再次希望恢复这一角色，她找到了指导她的人——那就是那个始终以诚待人的伟大的导师—— Zheng Da Tong 教授。他既教会她技巧，又教会她品德，让她的每一次舞蹈都充满了一种无私奉献的心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春天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