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作为一名小票友，在中学时期就已经沉迷于京剧。《贺后骂殿》的精彩表演尤其令人难忘，那一声高昂的“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引起了台下观众的一片掌声。在大学期间，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去看程先生的戏，尽管学校门禁严格，但他总是找机会爬墙头观看。
1942年，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返回天津，正当准备结婚之际，便听闻程先生在上海的演出。他毅然放弃了与新娘子前往杭州蜜月的计划，而选择追随程先生到上海，每天带着新娘子陪同观赏戏曲，这段经历让他深陷于高雅艺术之中。
郑大同渴望结识程先生，他为此拍摄了一系列剧照，并通过朋友将这些照片转交给了程先生。当程听说这位热情拥护者为了见证他的戏曲而放弃了蜜月旅行时，他深受感动，便安排与郑大同会面。自此，他们成为至交好友，每次相聚都聊到深夜。程先生对郑大同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让他的唱腔受益匪浅。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价格昂贵时，郑老师努力筹集资金购买了一台，用以收录程先生实况演出的珍贵音频。在1946年的9月份，当抗日战争胜利喜悦洋溢的情况下， 程先生连续在上海上演36场传统京剧作品。郑老师对这一历史性的演出进行全面的录音，为后来研究和传承京剧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1963年8月，在江苏省青年京剧团上海巡回演出期间，上述公安局长黄赤波向钟荣介绍了郑大同老师，并嘱咐钟荣虚心学习。在短短四个月内，钟荣学会了一系列包括《梅妃》、《文姬归汉》、《祝英台抗婚》、《贺后骂殿》和《三击掌》等五部经典京剧作品。这对于那些想要学习并传承这门古老艺术形式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启示。
不过，从1953年的26场《祝英台抗婚》的连续表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早、中、晚三个不同时间点上的变化和进步，都体现出了程序中的不断创新和完善。而且，就如同《六月雪》，从1929年的唱片版本到1957年的北京版，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及艺术发展水平，它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使得讨论哪一个版本更为“正宗”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
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票房界，只要提及郑大同这个名字，都会有人赞誉其人品和专业能力。他以诚待人，与所有知名艺人们都是好朋友，如新艳秋、赵荣琛、王吟秋等，每当他们来访，都必定拜访一次。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到60年代初期，那么我们还能记得李玉茹如何因为上演《梅妃》而受到批评，而郑大 同则因为教导李玉茹而被牵连。但即使如此，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坚定的责任感。而15年后的80年代初，当李玉茹再次请求恢复上演《梅妃》，曹禺陪夫人也特别强调要学 Zheng 大同时学习他的艺术，更要学他的人品——这种认真态度让整个社会充满希望，以致于未来文艺领域将迎来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
最后，在1994年国家启动“音配像”工程，将16部节目中的绝大部分采用来自Zheng 的录音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维护并推广 京剧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