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宁静的自然风光中，郑大同仿佛是一位穿越时空的京剧史论研究者，他对中国京剧大师排名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他的每一次探索，都像是对这门艺术的一次致敬，每个发现都像是一盏灯塔，指引着后人的方向。
他曾在天津中学时代，就是一名热情的小票友，在《贺后骂殿》中的“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让台下观众掌声连连。他上大学时，便开始追随程先生的足迹，无论是冷烧饼还是爬墙头，他都坚持去看他们表演的每一场戏。
1942年，当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天津，正当准备结婚的时候，程先生正在上海演出，他毅然放弃了蜜月之旅，而是带着新娘子去看戏，那份陶醉和激动，是任何人难以复制的情感体验。
郑大同与程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常常促膝长谈，一起分享关于京剧的大师们的问题和答案。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登陆国内时，郑老师就购买了一台，用来收录程先生的实况演出，这些珍贵的声音，如今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1963年，当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进行演出时，郑大同又遇到了钟荣，这位小伙子向他学习《梅妃》、《文姬归汉》等五出戏。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学会了这些复杂精湛的地腔唱念。这不仅展示了郑老师教学能力，也证明了他的教诲能够传承下去。
1953年至1957年的三次《祝英台抗婚》的演出，让 郑大同记录下了完整曲谱，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钟荣。在那个年代，即使面对政治风波，他也始终保持着专业精神，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他还分析过程派艺术家们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唱法变化，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这门艺术。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李玉茹因演《梅妃》被批斗，以及自己教导她的责任问题，被卷入其中。尽管如此，他仍旧没有怨言，而是在15年后的80年代初，再次被请回，为李玉茹恢复上演《梅妃》提供指导。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展现出了自己的艺术造诣，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了超凡的人品和胸怀宽广。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关心下，文化部组建了程剧团，并且通过郑大的录音资料，对京剧进行系统化、科学化地研究。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个普通票友的心血积累，以及一个研究者的无私奉献。而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些珍贵的声音中，不仅听懂那些昔日艺人的声音，更能感受到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