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宁静的自然之中，郑大同以一颗热爱京剧的心，对京剧脸谱颜色代表的深意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他的研究不仅融合了对自然美的领悟，也成为了他成为京剧票友中的学者型典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那个年代，他作为一名小票友，在天津上中学时就已经被《贺后骂殿》的精彩表演深深吸引。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仅是程先生的粉丝，更成为了一位亲密的朋友和学生。
程先生特别喜欢与大学生交往，这也让郑大同有机会结识这位京剧大师。他为程拍摄了许多剧照，并将这些照片送给了程先生。当程听说这位大学生为了看他的戏而放弃了蜜月旅行，他非常感动，便安排在化妆室与郑见面，从此二人便成了至交密友，每次见面都要聊到深夜，讨论唱腔和艺术。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在国内上市时，郑老师即刻购买了一台，用来收录程先生实况演出的珍贵音轨。这份宝贵资料，不仅记录下了1946年的36场连续演出，也成为了研究程派艺术的一本厚重教科书。在1963年，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演出时，公安局长黄赤波向钟荣推荐郑大同老师，这个四个月内钟荣学习《梅妃》、《文姬归汉》等五出戏，就如行云流水般顺畅无阻。
除了对唱法、曲调以及舞蹈技巧上的严谨分析外，郑大同还留心观察到了程序中的变化，无论是在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都能发现不同的风格和改进。他通过对比1929年的老唱片与1946年的现场录音，可以看出词和腔之间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由于其诚挚待人以及卓越的人品魅力，使得郑大同赢得广泛的人缘。不管是在教育界还是票房界，只要提及他名字，都会有人口碑传颂。20世纪60年代初，他因教李玉茹一出《梅妃》，上演后震撼全城，但十年之后，《梅妃》却被批评为“复旧罪证”。尽管如此， Zheng Da Tong 仍然没有怨言，而是承担起全部责任。此后15年，一直到80年代初，当李玉茹再次想恢复上演《梅妃》，她特意拜访Zheng Da Tong，以此表示她的敬意，并强调需要学习他不仅于艺术，更于品德方面的事物。
1958年当程砚秋去世后，由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关切过后的相关单位出版了多部关于 程砚秋 的著作并举办展览，以及组建了专门负责继承其遗产的团体。但是，他们收集到的资料极少，最终他们从果素瑛夫人那里了解到，有一个上海人——Zheng Da Tong 拥有几乎所有真实版面的录音资料，所以才派肖晴教授去复制这些珍贵的声音。这份珍贵的声音，是由多年的心血积累所得，而全国只有一家，因此显得尤为稀缺。Zheng Da Tong 对这一事务感到高兴，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些资料献给国家，以促进对传统艺术更好地理解并传承。而最终，在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音配像”工程，其中16部过程性的节目，大部分使用的是来自Zheng Da Tong 提供录音数据构成的大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