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三十年代，郑大同作为一名热情的京剧票友，在天津上中学时便已展现出其对京剧艺术的无限热爱。他的演唱尤为引人入胜，例如《贺后骂殿》中的“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每次表演都能让台下观众如痴如醉，为之倾倒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大同成长为了一位学者，他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归来，便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京剧史论。1942年，他放弃了蜜月旅行，与朋友一起去看程先生的戏，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对程派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程先生对于与大学生交往持开放态度，郑大同也渴望能够结识这位京剧巨匠。他通过拍摄戏照并转交给程先生，最终成功获得了程先生的赏识。在化妆室里，他们见面交流，对话持续到深夜。程先生不仅给予郑大同宝贵的指点，还帮助他改善唱法，使其受益匪浅。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问世时，郑老师为了记录下程派艺术，将心血花费在购买设备和收录实况演出上。此举不仅是对程序艺人的珍藏，更是对未来研究者的宝贵资料。在1963年8月，当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进行演出时，公安局长黄赤波介绍钟荣给郑大同老师，以期钟荣能够虚心学习，并迅速掌握多部传统戏曲作品。
除了亲自参与编排和创作外，郑大同还致力于整理、记录和传承历史上的重要戏曲作品。他曾经详细分析过 程派艺术家们早、中、晚期不同的唱腔变化，每次表演都有新的亮点，无论是在唱腔处理还是身段表现，都能满足观众不断增长的一般要求。例如，《六月雪》的不同版本就展示出了这样的变化，从1929年的旧唱片到1957年的北京版，再到1953年的上海版，每个版本都有所不同，但都不失其独特魅力。
此外，由于他的诚恳待人以及教导李玉茹《梅妃》的功劳，在文化革命期间虽然遭受批斗，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和宽容，不但没有怨言，还勇于承担责任。这份品质使得他赢得广泛尊重，也成为后来的许多艺人们向往的地方。当李玉茹再次恢复《梅妃》的上演，她专门请教于郑老师，同时也希望她能够继承他的道德风范。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一系列关于程砚秋的事迹出版物及活动开展，其中包括节目选集、文集及舞台艺术展览。此外，当中国戏曲研究院需要收集相关资料时，他们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拥有完整实况录音资料，那就是当事人——赵国权教授。这份珍贵资料最终被用于国家级项目中，以确保京剧这一古老美术形式得到合适保护，并继续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