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山水间，郑大同如一位热情的探索者，他的研究不仅限于京剧的历史和理论，更深入到人物特点的细节。他的故事始于天津中学时期，当他作为一个小票友演出《贺后骂殿》中的“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台下的掌声如潮水般涌来，使他对京剧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情感。
大学期间，郑大同常与教授程先生相聚，在校园中追寻着京剧艺术的精髓。他放弃了蜜月之旅，以求亲近程先生，从而结下了一段终身的友谊。程先生赏识郑大同，不仅教导他唱法，还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他。在那个充满自然气息的地方，他们促膝长谈，直至深夜。
随着时间流逝，郑大同成为了程派艺术资料的大户，也是研究者中的佼佼者。他记录下每一次演出的音频，并珍藏起来，这些珍贵资料成为未来的宝库。当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上演时，公安局长黄赤波推荐钟荣给郑老师，让他虚心学习。在短短四个月内，钟荣便学会了五出戏的全部唱念，这种激励也让郑大同更加坚定地致力于这项事业。
1953年，一场26场连续演出的《祝英台抗婚》再次展现了程派艺术的精华，而这些都是通过录音机、笔记本和照相机记录下来的完整剧本。这份礼物最终被赠送给钟荣，是对她的肯定也是对她努力学习过程的一份鼓励。
对于程序曲调变化，小令变奏等问题，郑大同总能敏锐察觉并分析。他还特别注意到了每一位艺人的个人风格，比如新艳秋、赵荣琛、王吟秋等，每当他们来到上海，都会拜访这位知名学者。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票房界，只要提起他的名字，那都是赞誉连连的声音。
然而，在文化革命期间，即使面对批斗和困境，他依然保持着诚挚的人品。这份品质最终影响到了李玉茹，她想要恢复上演《梅妃》，并向曹禺夫妇表示：“年代已经过去了，我国文艺将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最后，她学到了不仅是技艺，更是人品上的东西。
1958年，当程砚秋去世后，无数领导人关注着其艺术遗产的一切。而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之下，一系列关于程砚秋的事迹出版，并举办了一场纪念展览。但真正珍贵的是那些实况录音资料，这些都来自于郑大 同的手中，是多年的积累。在1994年国家开始进行“音配像”工程，其中16部选题主要依赖这些资料，为传承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