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郑大同便是一名热衷于京剧的年轻票友。他的青涩之作《贺后骂殿》曾经在台上激情洋溢，立刻引起了观众的掌声。那时，他对程派艺术已经有着深刻的迷恋。大学时代，他常与朋友一边啃着冷烧饼，一边观看程先生表演。尽管学校门禁严格，但郑大同仍不忘借机欣赏那高雅非凡的程派艺术。
1942年，郑大同从哈佛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便回到天津，与他结婚前夕，却因听闻程先生上海演出而改变了计划。他带着新娘子，不顾蜜月之旅，奔向上海，那里是他追求美好京剧艺术的地方。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的偶像——程先生。这段缘分让他们成为至交，每次相聚都聊到深夜，彼此交流和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共同见证了一系列重要事件，比如1945年的钢丝录音机问世，以及1946年程先生连续36场演出等重大历史时刻。在这些珍贵瞬间中，他们记录下了无数不可复制的声音，是对京剧传统的一份独特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当李玉茹老师想要再次上演《梅妃》时，她找到了教她这部戏的人——郑大同老师。不仅如此，这位老师以诚待人，在文化运动中的逆境中也毫发无损地支持李玉茹，并将责任全责备自己。而当多年后李玉茹要恢复这部作品时，她并没有忘记那个时代的大师和他的品德，而是专门拜访并请求他再次指点，使得这一切都显得尤为宝贵。
1958年程砚秋去世后，其遗产被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关注，并开始出版其文集、剧本选集、舞台艺术作品以及唱腔资料。但由于资料稀少，最终发现只有一个人的实况录音资料——来自于上海的郑大同教授家。此举不仅证明了郑大的珍藏价值，也凸显了其对于京剧传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国家决定进行“音配像”工程的时候，其中绝大部分数据也是依赖于这些珍贵资料，为京剧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