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作为一名小票友，在观看《贺后骂殿》时，就被那“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的精彩场面深深吸引。他上大学后，每当学校放假，他都会带着冷烧饼去看程先生的戏，甚至不惜爬墙头看。1942年，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天津，便毅然放弃了去杭州度蜜月的计划，以此来追随程先生。
程先生对郑大同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因为他听说这位大学生为了看他的戏而放弃了婚礼。因此，程先生便安排了一次与郑见面的机会，从此二人的友谊便愈发牢固，他们常常促膝长谈到深夜，程先生还给予郑大同时许多唱法上的指导和建议。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进入国内市场时，郑老师便积极筹集资金购买了一台，用以收录程先生的演出。1946年9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喜悦中，程先生连续在上海演出了36场京剧作品。郑老师对这一系列演出进行了全面的录音，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1963年8月，当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举行演出时，公安局长黄赤波向钟荣推荐了解习京剧于郑大同老师。在短短四个月内，钟荣就学会了五部传统戏曲，并且还有唱词、曲谱等详细记录。此外，只要提及《祝英台抗婚》，人们就会想到郑大同，因为他几乎能背诵这部剧本中的每一个字节。
1953年，当程序执行完毕并准备离开人世时，他把完整版《祝英台抗婚》的剧本作为礼物送给钟荣，这是他的心意所系。当李玉茹老师想要恢复上演《梅妃》时，她又一次求教于郑大同，并强调学习艺术之外，还需学习其人品。在文化革命期间，即使面对批斗和迫害，也没有一人怨言，而是承担起全部责任。这份诚信的人格魅力，让李玉茹再次请求为她提供帮助，并希望能够继承她的艺术风格和精神态度。
1958年，当程砚秋病逝后，由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关切地考虑到京派艺术的未来发展，因此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书籍和展览。而到了1960年的1月，一些部门根据总理指示，将有关资料抽调至北京组建进步京剧团，并由中国戏曲研究院负责收集相关材料，但收获甚微直至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拥有如此珍贵资料，那就是上海的一位叫做赵大的朋友——赵大的家中存储着60多盘实况录音资料，这些都是通过多年的搜寻才得来的宝贵资源。在1994年的7月国家开始进行“音配像”工程，其中16部作品使用这些珍贵的声音，使得这些声音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是对于那些热爱京剧艺术者来说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