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三十年代，郑大同作为一名小票友，在天津的中学时代就已经对京剧产生了深刻的兴趣。他曾经在校园里演出《贺后骂殿》，刚一唱完那句“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台下的掌声如潮水般涌来，他的心中几乎达到了忘我之境。在大学时期，他常常带着冷烧饼去观看程派艺术的大师程先生的戏，尽管学校散戏后的大门紧闭，但他从不放弃，用爬墙头的方式欣赏到最后的一缕音符。1942年，当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天津，正值结婚之际，却被程先生上海演出的消息吸引，他毅然放下蜜月计划，与新娘子一起天天观摩程派艺术，从而结识了自己的偶像。
郑大同渴望与程先生交朋友，因此拍摄了许多剧照，并托朋友转交给程先生。当听说这位大学生为了看他的戏而放弃了蜜月旅行，程先生心中感动，便安排了一次面谈。在此之后，他们成为至交密友，每次相聚都聊到深夜。程先生不仅为郑提供了多方面的指导，还特别提醒他注意尾腔落音朝上不能朝下，以及一些坤旦和男旦在唱腔上的误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1945年钢丝录音机进入中国市场，价格昂贵，但郑大同仍旧买了一台，为的是收录下来那些难得的情景。1946年9月，当程序行于上海连续演出36场时，他记录下每一次精彩瞬间，这些珍贵的声音成为了研究京剧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六十年代初，当李玉茹老师因为演出《梅妃》遭受批斗时，郑老师毫无怨言，将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十五年后的80年代初，当李玉茹老师希望恢复上演《梅妃》时，她特意前往拜访郑老师，并请求学习他的艺术和人品。这份忠诚和坚持，不仅赢得了当代人的敬仰，也让他的名字成为流传千古的一个传奇。
1958年当程砚秋病逝后，全体中央领导关注京剧事业继承发展。此後，一系列关于其文集、选集、舞台艺术等出版物及展览活动陆续举办，以确保其精神遗产得到继续传承。而1960年的文化部决定将其艺术资料抽调至北京组建专属团队进行整理与保护，这一切都是基于周恩来总理对京剧事业高度重视以及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