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郑大同作为一名热衷于京剧的大学生，在天津上中学时便已是一名小票友。他曾亲眼目睹《贺后骂殿》中的精彩表演，台下观众的掌声如潮水般涌动，他被深深吸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成了程派艺术的大爱者，还与程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2年，郑大同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时，即刻放弃了去杭州度蜜月的计划，而是赶到上海观看程先生的戏。他的这种忠诚和热情没有逃过程先生的眼睛，当他得知郑大同为了看他的戏而放弃了婚礼之旅，便感动不已。
此后，两人成为了至交密友，每次见面都能聊到深夜。程先生对郑大同进行了一针见血之建议：“尾腔落音朝上不能朝下。”这些建议对郑大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在唱腔方面有了更大的提高。
1945年，钢丝录音机刚刚问世，价格昂贵，但郑老师依然买了一台，用来收录程先生实况演出的珍贵声音。在那年的9月份，程先生怀着抗战胜利的心情，在上海连续演出了36场作品，这些都是珍贵的地标性资料，为研究京剧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3年8月，当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举行演出时，一位公安局长介绍给郑大通钟荣，让他虚心学习。在短短四个月内，钟荣就学会了五出经典戏曲，并且还记录下详细的情节、唱词和曲谱。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对于传承者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通过不断学习和记录来保护文化遗产。
1953年，由于观看26场《祝英台抗婚》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整理和拍照工作，最终整理出了完整剧本并赠送给钟荣，这也体现出程序师们对于传承知识的一致认可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尊重的情谊。此外，他们对于每一次改进都保持开放态度，如《六月雪》的变化，从“想起老婆好不凄凉”到“家业尽花光”，这样的变革并不打乱原有的韵律，而是在保持传统基调的情况下展现新意，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尽管受到政治运动影响，但由于他的真诚待人以及教书态度，不论是教育界还是票房界，都对他评价极高。他因教李玉茹《梅妃》而遭批斗，但仍然能够接受，并将责任全盘托付自己身上。而15年后的80年代初，当李玉茹想要恢复上演《梅妃》，她特意前往拜访并请求再次指导，她强调要继承既定的艺术，同时也要继承其的人品精神价值观念。
当程砚秋去世后，其艺术事业得到周恩来的关注支持，不仅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还成立了专门以其名字命名的事务单位，并组织展览。此外，由于全国范围内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有限，加之发现到了唯一保存完整录音资料的地方——上海郁金香花园里的 郑家的居所，因此专门派人复制这些珍贵的声音，这些材料至今仍为研究人员所宝贵，因为它们不仅是历史性的文献，也是理解及继承京剧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