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郑大同便是一名热衷于京剧的年轻票友。他的青涩之作《贺后骂殿》曾让台下观众为之一振，自此，他对程派艺术产生了深刻的迷恋。大学时期，他常与冷烧饼并行，以致忘返于程派艺术的海洋。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的1942年，他放弃了蜜月之旅，追随程先生至上海，与他共同沉醉于高雅的演艺世界。
程先生以其独特风格和对艺术传承的热情，而郑大同则以其不懈追求和敬仰之心，为这段奇妙友谊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二人的交往愈发频繁，他们将每一次相遇转化为深夜长谈，对彼此都有着无尽的话题。此间，郑大同还得益于程先生多方面指点，使他在唱腔技巧上取得显著进步。
随着时间流逝，郑大同不仅成为了一名杰出的京剧研究者，也是程派艺术的一位忠实赞助人。他利用钢丝录音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声音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理解和传承京剧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1963年的短暂交流中，钟荣向他学习五出戏，从而展现出了郑老师细致且富有教养的心性。
1953年的26场《祝英台抗婚》成了他们之间又一段难忘回忆，当时正值历史变迁之际，但他们仍然能够找到共鸣，并将这一经典作品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份珍贵资料最终被赠予钟荣作为礼物，在那之后，它成为了她学习京剧的一个宝贵资源。
通过对比1929年、1946年、1953年以及1957年的不同版本，《六月雪》的演绎可以见证京剧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情况。而这些变化并非简单替换，而是体现在词曲上的微妙调整上，这种精湛的手法使得每一次表演都充满新意。
除了与京剧界知名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外，郑大同也因其诚挚的人品赢得了广泛尊重。60年代初期，他虽遭受批斗，但依旧维持着一颗宽容的心态。他所教授给李玉茹的情形，就是一个明喻——即便是在困境中，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因此，当1980年代初李玉茹再次寻求他的指导时，她既要继承他的艺术，又要学习他的道德标准。
在程砚秋去世后，由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关怀支持下，一系列关于程砚秋的事迹出版出现代，并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但当中国戏曲研究院试图收集更多相关资料时，他们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拥有如此全面的记录，那就是郑家。在那里，他们找到了60盘珍贵录音，这些都是通过肖晴教授复制出来的。这份珍贵遗产最终帮助国家完成了“音配像”工程，为民间音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