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20世纪三十年代，我作为一名小票友，在天津上中学时，就曾经演出过《贺后骂殿》的精彩表演，那一幕“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的音符刚落，台下掌声雷动，我的心中就已被京剧深深吸引。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大学后的我依然保持着对京剧的热爱，无论是啃冷烧饼还是观赏程先生的戏，都能感受到那份难以言说的艺术魅力。
回国后的1942年，我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一直渴望结识程先生，那位传奇般的京剧大师。当我得知他将在上海演出时，我毅然放弃了去杭州度蜜月的计划，而是选择跟随新娘子到上海，每天都带她去看戏，沉浸于高雅的程派艺术之中。
与程先生相遇后，我们便成为至交密友，每次见面都会促膝长谈，直到深夜。我还记得他对我的唱法给予的一些宝贵指导，比如关于尾腔落音朝上的正确方法，以及如何避免一些坤旦和男旦常犯的小错误。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问世时，我迫不及待地购买了一台，用来收录程先生实况演出的珍贵声音。在1946年的9月，他怀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心情，在上海连续进行36场传统戏曲表演。我记录了所有这些历史性的瞬间，这些资料成为了我对程派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
1963年的8月，当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举行表演时，我又有幸见证了一段特殊的情景——钟荣向我学习《梅妃》、《文姬归汉》、《祝英台抗婚》等五出戏，并且仅仅四个月内就学会了全部唱念。这让我更加坚信自己所追求的事业是正确无误的。
对于程先生的一生，他总共有84出传统戏和29出本戲，其中很多都是由我亲自复习并记录下来。1953年，他在上海连续上映26场《祝英台抗婚》，每一次观看后，我们都会边看、边记、边拍照，最终整理出了一个完整而详尽的地剧本。这个过程中的付出和收获，让我们都受益匪浅。
教书是一项艰巨但充满乐趣的事情。我会认真地分析每个阶段不同时间点下的唱法变化，从早、中、晚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门古老而神奇的声音艺术。例如，《六月雪》的变化，从1929年的版本到1957年的版本，不同的地方都有新的发现，这也反映了程序员不断探索与提升自我的精神态度。
人缘好的人往往能够赢得众人的尊重与喜爱，而这一点，也正是我生活中最为显著的一面。不论是在教育界还是票房界，只要提起我的名字，都会有人口碑斐然。这一切，是因为我始终以诚待人，与所有朋友一样，如同家人一般相待。而即使在那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即使面对批评或是失败，我也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用诚挚的心去接纳世界，用开放的心去接受变化，用勇敢的心去迎接挑战。在那个时代，对于李玉茹老师因为《梅妃》被批斗以及郑大同老师因教导她而陪斗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只能默默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完美的事业服务才做出的牺牲。
当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音配像”工程，将16部京剧作品录制成标准化格式，其中绝大部分使用的是来自我的录音资料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耀。那份珍贵的声音，被用于传播更多人的耳朵，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门古老艺术形式的大量价值，同时也是对过去岁月里付出的肯定。在那个春天里，有那么几分温暖，为那些沉淀下来的汗水、泪水致敬吧！
